回应将要求司机拒绝托运货物

心结

塑料袋大约半米高,鼓鼓囊囊,袋口用透明胶封住。袋子内一张白纸写着一个人名、一串手机号码。

听到刘伯勤的话,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。他说,“伯勤,你怎么这么说呢?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。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,就是恶作剧,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。”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,“伯勤你别这样,这么多年的事了,谁把它当回事呢?”

记者随后致电长沙市客管处,客管处工作人员表示:“市民携带包裹上公交车,公交司机应该询问包裹内是什么东西。同时,也希望乘客及时跟司机解释清楚,以免引起误会和恐慌。”

发现蒋介石照片后,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。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,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。在相框相片后面,一共发现200元现金,最大面额的是10元。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,被没收、抄走了。

15日下午5点多,一辆116路公交车途经湘雅路口时,一名女子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上了车。女子将塑料袋放在司机身边,说了一句“帮我送到新韶路口”,然后便不顾司机反对,刷完乘车卡就下了车。

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,刘伯勤“有拗劲,爱较真,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”。刘伯勤将自己“文革”中做的事称为“属于小恶”。

116路公交车队雷姓负责人得知此事后告诉记者: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通过公交车捎货物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,车队马上会要求司机不得接受任何人托运不明包裹的要求。要为乘客的安全着想。”

“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‘文革’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。”刘伯勤后来说。

龙骧巴士一名工作人员说:“公司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顺路托运小件包裹,这种事情也很少发生。”

在张罗道歉事宜时,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。家人告诉他,“你一道歉,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。”道歉广告刊登后,他儿子发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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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l对他说,“广告费很值啊,你现在是名人了。”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,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。他的同学也打电话、发电邮来询问。有的同学说,“你捣鼓这个干吗?”

“从外面看,里面像一些布料。”乘客喻女士告诉记者:“司机不认识她,对她说让她自己送过去,不能放在车上。”

恶作剧

15日下午5点多,116路公交车由北往南途经湘雅路口站时,一名女子从前门上车,将一个塑料袋放在司机身边。

后来他发愤读书,于1978年参加高考,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

“的确是我们公司的人送的包裹。116路车顺路,她(送包裹的陈女士)就托公交司机送过来。没有不安全的东西,只是做衣服的布料。”

“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,他还记得这个事,想给人道歉,我觉得很感动,心里很热火,是一种安慰,像找了平衡似的。”鲍德昌告诉南都记者。

但包括公交司机在内,没人敢打开包裹查看里面到底放了什么,也没有人拨打白纸上留下的手机号码。

“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《牛鬼蛇神之歌》。现在想,这是糟蹋人”

现场女子放下不明包裹就下车

1967年,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。在半夜里,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、油、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,让他们没法用。

下午6点,记者拨打白纸上的手机号码,接电话的肖女士是一家服装加工厂的工作人员。

——— 刘伯勤

如果有人在你乘坐的公交车上放下一个不明包裹,不作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开,你会被吓到吗?

早在20年前,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,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。同学曹广滨说,“他不好意思去,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。”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。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,“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。都什么年代了,还记得这些事情呢?”张念泉当时回答,“不想见面,也不愿伤和气。”

但女子并未解释包裹内是什么,只说:“帮我送到新韶路口站,我会打电话通知别人来接。”随后,女子在刷卡机上刷了两元乘车费后,就下车离开。

1966年6月7日,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“文化大革命”动员报告,开始停课开展运动。一天,学校还没有放假。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。刘伯勤正劳动时,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,“明天不用劳动,要搞文化革命了。”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,也很高兴,还问,“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?”许俊源顿了一顿,很沉重地说“不上了”。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。

随后,记者联系上送布料的陈女士。陈女士说:“就是一包布料,我平时经常通过公交车送到加工店。今天比较急,没有跟司机解释清楚。给乘客造成恐慌,很抱歉。”陈女士说,下次有类似事情,她会跟司机乘客说清原委。

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。

“我们都吓坏了,就怕是炸弹。”有乘客向记者反映,“厦门公交纵火案后,我们都挺担心公交安全。”

南都记者 高龙

龙骧巴士116路车队负责人得知情况后说:“这不是小事,车队会要求司机不得为任何人托运不明货物。”

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“牛鬼蛇神”,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、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。

经过记者调查,塑料袋中装的只是布料,这名女子希望公交车能将包裹拉到位于新韶路口的加工店。

上午10点多,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。他的头发开始斑白,但尚未年暮。61岁的刘伯勤,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。日前,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,引起舆论沸腾,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在广告中,刘伯勤向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自己批斗、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、邻里道歉。他在广告中说,“垂老之年沉痛反思,虽有‘文革’大环境裹挟之因,个人作恶之责,亦不可泯。”

“我们和司机聊这个事,司机说他也没办法,又不能下车追出去。”喻女士说,“前段时间厦门发生公交车纵火案,我们很担心包裹里有不安全的东西。”

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。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,就是什么字。在一幅画里,刘伯勤最多“找出”36条反动标语。

116路公交车行至芙蓉广场站时,喻女士将包裹拍下照片,发到潇湘晨报官方QQ800096360,希望记者能调查此事,并提醒公交公司加强安全检查。

“后来我也变成‘黑五类’了,你还造人家的反,结果你家也被抄了”

司机拒绝托运包裹,车内其他乘客也站出来对女子说:“你别放在车上。”

“‘文革’初,我的心态是‘我们是党内,你们是敌对势力’,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。后来我也变成‘黑五类’了,心态变化很大,内心受冲击很大。你还造人家的反,结果你家也被抄了。慢慢地开始反思了。”

“在任何社会里,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。不对的事,就应该道歉”

8月23日,恶魔释放了。

“文革”到来时,刘伯勤14岁,在济南一中初一(3)班就读。

(原标题:那个疯狂年代,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)

一天,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。张念泉“文革”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,在“文革”“中是“黑五类”,当天在家。“去抄家的时候,我当时心里很尴尬。”刘伯勤回忆。同学过来抄家,张念泉不敢反抗,还得配合、表态。抄家的红卫兵询问:桌子底下藏没藏枪?有没有电台?张念泉说没有。他得帮着打开看。“当时报纸上说,阶级敌人,藏得很深。他家是平房,我们就拿棍子敲地(听声音),硬说地下有洞。”刘伯勤回忆。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,两边各摆一张椅子。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、电台,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,一直挖了半米深。他们当时小,没有劲了,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,就不了了之。

上世纪90年代,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,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。

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。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,“不光是‘文革’,在任何社会里,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。不对的事,就应该道歉。通过这次道歉,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。这个解开,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。是我应该给你说,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,现在我说了,让你看到了。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。”

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。对刘伯勤而言,数十年的“文革”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。“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。”刘伯勤说。

周志俊家被抄后,玻璃破了,窗户上糊了报纸。有几次,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,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,夹着小鞭炮。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,将小鞭炮点燃,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。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。

相框的玻璃碎了,散了。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,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。随后一切都改变了。

“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。”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,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。他在“文革”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“红五类”。

鲍德昌说,“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,有什么不好意思!你这么些年不来,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。”

批斗

“通过这次道歉,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。这个解开,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。是我应该给你说,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,现在我说了,让你看到了。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。”

今年4月13日,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,看到有“读者留言”栏目,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。后来几经沟通,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。在这家媒体网站“读者留言”栏目,刘伯勤留言称,“本人‘文革’时年幼无知,受人蛊惑,伤害了一些人,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,也获得他们谅解。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(有些甚至已经过世),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,以赎前愆,不知贵刊能否成全?”

刘伯勤的反思在“文革”中期就已出现。

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。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。

一天,在批斗中,李昌义等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,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。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,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,并用言语侮辱。刘伯勤当时个子矮,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。李昌义头谢顶,成天戴帽子,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。当李昌义经过他时,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,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。“当时打人是想‘尝尝滋味’。现在反思,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,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。对我个人来讲,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,那个疯狂的年代,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。”刘伯勤说。

“我是牛鬼蛇神,我是人民的罪人。我该死,我有罪,我该死,我有罪。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,砸烂砸碎。”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,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“文革”流行的《牛鬼蛇神之歌》。“文革”时,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。当年,他曾逼迫毕德质唱《牛鬼蛇神之歌》。在批斗中,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的毕德质,任何“革命师生”让他干嘛就得干嘛。当时学校流传《牛鬼蛇神之歌》是毕德质作词。“他作词,就冲着他来。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《牛鬼蛇神之歌》。现在想,这是糟蹋人。”刘伯勤说。

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,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“牛鬼蛇神”抛出来了。“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。”刘伯勤说。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,批斗朱琳时,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,污蔑为“破鞋”。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,帽子上写着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”,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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